秦俑之父,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

——《长相思》(袁仲一),兵马俑一号坑发现后,、著名考古学家、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

  一个个大坑接连发现
  “那时候,不敢相信真有这么大的坑呀,世界上也没听说过呢!”袁仲一至今仍感慨万分。
  计划一周完成的工作干了近一年。1975年3月,三个试掘方挖完后,一号坑的东端已全部暴露出来,出土了500多件陶俑、24匹陶马。四五月间,总算把大坑的基本范围确定了:东西约230米、南北约62.27米,深度4.5-6.5米,按密度估算,其中有陶俑、陶马6000件左右。
  8月,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遇上了聂荣臻元帅,告知西安临潼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兵马俑坑。聂元帅建议王冶秋立即打报告,建博物馆。后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会议,一致通过建博物馆的提议。初定的投入是150万元,后来实际花了570万元。
  俗语有云:“骊山戴帽,长工睡觉。”已经出土的陶俑,最怕的就是雨雪天气。没有顶棚挡风避雨的日子,袁仲一等人天天听天气预报,随时准备用稻草帘子和塑料薄膜将秦俑盖上。
  一天深夜,暴雨倾盆,守在窝棚里的队员猛然惊醒,赶紧叫人,查看堆土围堰。果然,东南角渗水厉害。那时,也没有抽水机等机械设备,大家伙分工合作,一些人用脸盆往外排水,一些人用土加高加固围堰。
  “事后,每个人都成了泥人。”袁仲一笑着说。
  建博物馆的计划批下来,袁仲一喜忧参半。喜的自然是以后秦俑有了“家”;忧的是,怕提供的数据不准确。“如果坑很大,房子造小了,盖不住;如果坑小了,房子造太大,浪费钱。”袁仲一对考古工作始终抱着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,“那时候,国家经济困难,我们不能多花一分冤枉钱。”
  经过更小间距的梅花孔钻探,一号坑大棚建得刚刚好,东边、南边、北边都卡准了,唯独西边有5个门道未纳入棚内。“加一道钢梁就是30万元,为了省这30万元,5个门道被排除在棚外。”对此,袁仲一遗憾地皱了皱眉。
  兵马俑一号坑发现后,善于钻研的袁仲一脑子转了一下:古代建筑以对称为美,是不是在一号坑附近还有其他的坑呢?他将考古队分成几个小分队,继续扩大钻探范围,寻找新的兵马俑坑。
  1976年4月23日,考古队终于在一号坑东端北侧,一棵杏树附近的地下发现了陶俑残片。5月,二号坑范围确定为曲尺状,东西长124米、南北宽98米,面积约6000平方米,有陶俑、陶马约1400件。随后,在一号坑西段北侧,又发现了三号坑,面积520平方米,共有72件陶俑、陶马。
  在袁仲一看来,一、二、三号坑符合中国古代的排兵布阵之法,即左中右三军。同时,二号坑和三号坑之间应该还有个四号坑,因为尚未建成,所以没有陶俑、陶马。《汉书·刘向传》记载:“骊山之作未成,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。”又有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曰:“二年冬,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,兵数十万。二世大惊,与群臣谋曰:‘奈何?’少府章邯曰:‘盗已至,众彊,今发近县不及矣。郦山徒多,请赦之,授兵以击之。’二世乃大赦天下,使章邯将,击破周章军而走,遂杀章曹阳。”由此推知,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,参加修建秦始皇陵园的工人被抽调去打仗,故四号俑坑未建成。
  在工地时有性命之虞
  1978年,秦俑考古队在对秦始皇陵园进行考古勘探时,在秦始皇帝陵西侧20米,发现了国之至宝——铜车马。
  “最开始钻探发现,那里的土是五花土,也就是有人动过的土层。继续往下钻探,铲头发出了和金属撞击的声音,‘嘭’的一声,音质浑厚。另外,在探铲带出的土中,竟然捞起来一个纯金的金泡,也就是马笼头上一个金质构件。初步判断,地下可能有铜车马。”
  1980年,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,对该地进行了局部发掘,结果出土了一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——高车和安车。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体形最大、装饰最华丽,结构和系驾最逼真、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,被誉为“青铜之冠”。
  两辆铜车马上的金银构件加起来,各有7公斤重。为了清理和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,考古队员程学华日夜守护,长期不得回家。
  那年年底,程夫人来到工地,问程学华:“你都几个月没回家了,到底什么时候回去?”
  袁仲一看着于心不忍,做双方的思想工作,督促程学华忙完手头的事,早点回去陪太太。谁想,没多久,程学华到家却发现,妻子忧郁成疾,已悬梁自尽、撒手人寰。
  “那是我一辈子都没法忘记的伤心事,也是我们考古工作者顾不上家的现实。”袁仲一的心情变得很是沉重,眼中隐有泪光。
  一直在隔壁房间坐着的夫人刘钰听到这里,趁着倒茶的空档,转移话题,安慰老伴说:“别说帮忙照顾家里。你以前没退休时,连顿早饭都没正经吃过。从外地开会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些秦俑。”
  刘钰说,逢年过节,母女俩得上工地,一家人才能团聚。有一次,十多岁的女儿帮刘钰拉蜂窝煤,赌气地问:“怎么别家都是爸爸一个人拉煤车,我们家却是我和妈妈两个人推煤车?”
  袁仲一说,考古工作必须慎之又慎,哪里还谈得上顾家。铜车马打包运到室内后,检查时,里里外外翻了三遍,愣是没找见一节银质管形构件。
  “那银构件只有一个指节长,但对考古工作者来说,可比性命还重要,万万不能丢失。”袁仲一强调说,“当时,秦俑博物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:晚上窗子不破,东西丢失归考古队负责;窗子破了,东西丢失归保安负责。”
  所幸,银构件总算在另外打包的一个小袋子里找到了。原来,因时间仓促,工作人员粗心,把银构件装错袋了。
  不光是为文物提心吊胆,袁仲一在工地上还遇过几次险情。第一次是挖唐墓时,一个工人师傅在11米深的墓室里清理,墓室顶部有2米厚的淤泥层。袁仲一下去后,习惯性地用树枝在土层上划线,辨认土层是否有错动。
  “一旦土层有错动,很容易塌方。”袁仲一说,当时看到线的错动明显,“别挖了”的话音未落,师傅一镢子下去,2米厚的淤泥层直往下落。说时迟、那时快,袁仲一拽着他就往反方向的坑壁靠。“万幸!淤泥层若盖住人,救也没法救。”
  还有一次,在兵马俑一号坑西北角的一探方发掘时,袁仲一和一名工人在四五米深的坑底清理,用辘轳往上运土。突然,辘轳的一只铁脚脱落,直接向坑底砸去。亏得袁仲一敏感,发现异动,迅速用右手将工人推向坑壁。手刚缩回,就见重达几公斤的铁脚落地,在两人中间的坑底,凿出个小坑。
  细心的刘钰在边上补充说:“两次都有惊无险,算运气的啦,考古还有职业病。发掘二号坑那些年,坑里湿气大,他身上到处长湿疹和水泡,奇痒难当。后来,是我听别人说金霉素眼膏有用,才治好了。”
home必发88手机 ,  “养”铜钟十年一朝寻回
  今年4月30日,二号坑开始第二次发掘,计划发掘面积200平方米。曾经主导过第一次发掘工作的袁仲一现已退休。不过,那天,他还是去了现场观摩。
  犹记得,兵马俑刚出来那会儿,袁仲一花了3个月的时间给秦俑相面。“每一个陶俑,我都看过,做过发掘记录,每个俑的高矮胖瘦、穿什么衣服、梳什么发式、穿什么鞋子,大概什么性格,我都熟悉,就像一个连长了解自己的士兵一样。”他对秦俑如数家珍。
  除了对陶俑本身的研究,他还对制作陶俑的工人进行过分门别类的考证。据介绍,目前发现的陶工共有87人,其中一部分为中央宫廷的工匠,如宫进、宫丙等等;还有一部分,冠以地方名,如来自咸阳的咸午;还有一类仅具人名。
  “这些名字通常藏在腋下、臀部等隐秘之处,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后来发现砖瓦上也有他们的名字,这才确认,原来是制陶工匠。”袁仲一说,如果以一个师傅带十个徒工计算,约有上千人参与陶俑的烧制过程,这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绝无仅有。
  “秦俑有将军俑和士兵俑;有的士兵穿了铠甲,有的没穿;骑兵和车兵的布局也有讲究……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到底谁在指导这些陶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呢?”袁仲一推测,可能是丞相负责总体设计。
  1987年,秦始皇陵(包括兵马俑)入选《世界文化遗产》名录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的会议纪要里有:“主席团意识到,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学储备之一”,对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考古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。
  另外一件,让袁仲一对考古甘之如饴的大事,莫过于秦乐府钟的发现。时间回溯到1976年春节,袁仲一像往常一样留守工地。大年初二,他带着小铲子去“巡山”(即到野外考古调查)。
  下午,走到秦始皇帝陵西北角一断崖处。“考古的人有个职业病:哪里动土往哪里看。”袁仲一自嘲。
  远在十米开外,但见一块如指甲盖的绿色碎片在阳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。袁仲一快步上前,用手中的小铲小心翼翼地刨,竟挖出一个明晃晃、金灿灿,高约13厘米的铜钟。钟身上有错金、错银花纹,而且钟顶的纽鼻处刻有“乐府”二字,这一发现推翻了“乐府起源于汉代”的说法。
  找到秦乐府钟以后,老乡们围着他大肆庆贺了一番。喝多了的袁仲一宿醉未醒;第二天,高烧昏迷。陈姓邻居探望发觉,速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打针。“这样的宝贝让你得了,还不得大病一场啊。”医生跟袁仲一开玩笑说。
  1986年,陕西省博物馆展出秦乐府钟。谁想,在展览中,秦乐府钟惨遭失窃。
  1996年,秦乐府钟“重现江湖”。听说由香港一个私人收藏家收藏,袁仲一立即被官方派去辨别真伪。
  “很可惜!‘乐府’两个字已经被锉刀锉掉了,而且钟体被酸性液体浸泡过。”袁仲一叹息道,“我之前研究它研究了快十年,有二十多处细微的痕迹是一般人不知道的。我得仔细看看,它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钟。如果不是,我们拿回来没意义;如果是,我们不拿回来,等于丢了一个国宝。”
  盯着13厘米高的小钟瞧了5个多小时,袁仲一“锱铢必较”。旁人看得都手心冒汗,小心试探:“这个钟,到底是不是你‘儿子’?”伴随着他一个缓慢的点头动作,周围爆发出雷鸣的掌声。经协商,收藏编钟的主人答应无偿捐献给陕西省文物局。
  返程途中,同行的领导同志拎着装有秦乐府钟的塑料袋,片刻不敢离手,从西安下了飞机,即由警车开道,将钟送至保险柜。
  袁仲一说,少了“蹲火山口”的感觉,退休后的日子比较轻松。如今的他,作息很规律:六七点起床吃早饭,写写书稿,再去城墙边溜达一圈,回家午饭、午休,下午和晚上则继续写作。
  “那儿,其实只是一本书的材料。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阳台上摞着近半人高的材料。
  “这几个厚信封里都是稿子,年轻人让我给他们的文章把把关,注释和备注都要看,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”袁老边说话,边在书桌上翻书稿,从中掏出一厚沓,“这些是一号坑的相关研究,二十多年前写的,现在还没发表呢。我写东西,喜欢养一阵子。多看几遍,修改修改,好就面世,不好就再养。”
  在袁仲一眼里,兵马俑的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;而秦始皇帝陵,没有相关的技术条件和设备,则不宜开掘。
  “之前,有人曾试过电磁波探测,但铜器、金器、木器等各种器物反馈波段的范围都没法界定清楚,不敢挖,也不能挖!”袁仲一强调说:“考古不是挖宝,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!”

发布时间: 2015/6/8 0:22:01 被阅览数: 次 本报记者付鑫鑫驻陕记者韩宏
一把铲,一条绳,探幽寻秘骊山陵,朝朝暮暮情。腰如弓,铲声声,奇珍异宝一宗宗。谁知精血凝?
石滩杨,荒漠漠,秦皇御军八千多,寰宇俱惊愕。人似潮,车如梭,五湖四海秦俑热。夜长人在何?
——《长相思》“《长相思》是写给所有为秦始皇陵、兵马俑做出贡献的考古工作者,并对已仙逝的老考古队员表示怀念。”现年83岁的袁仲一精神矍铄,时不时从身后的书柜里翻出一两本书来展示自己的心得。
谈起四十多年考古生涯中的点点滴滴,忆起秦始皇陵、兵马俑发掘及其研究的一幕幕,袁仲一眸中洋溢着兴奋。那一座座陪葬墓、那一尊尊兵马俑,在他眼里,就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脱脱的生命——他与他们相濡以沫,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春秋。
袁老一再强调:“考古是集体劳动的成果”。这句话,他在采访中说了4次。“我作为考古队的一员,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兵马俑的勘探、发掘和研究,收获颇丰。”
袁仲一曾长期担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,2003年退休;陆续出版过几十部发掘报告和专着。有人总结,袁仲一这辈子做了四件事:除了兵马俑,还有秦始皇帝陵的考古、铜车马的发掘以及秦陶文的研究,正是这些为袁仲一赢得“秦俑之父”的美誉。
陶俑曾被视作“怪物”打碎
其实,袁仲一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考古。1950年,他考入徐州师范学校,毕业后分配到徐州市一小学任教。出于对历史研究的强烈兴趣,1956年7月,袁仲一成功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。四年后,就读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。
1964年,他主动响应国家号召,连续三次向党支部书记递交申请,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自己。
为什么一个江苏人,要从繁华的大上海跑到偏远的西北?
“没来之前,我也觉得西北‘飞沙走石满穷塞’。来了才发觉,西安环境不错,没有南方的梅雨天。作为十三王朝的古都,地上地下有研究不完的宝贝,西安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天堂,放眼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风水宝地。”袁老说完,嘿嘿地笑。
那个年代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,研究方向大致分为四大类:石器、殷周、秦汉和隋唐。袁仲一学的是古代史,对甲骨文、金文等颇有兴趣,也参加过唐墓的发掘,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堂叔李寿墓的发掘。
1973年,当地农民灌溉田地时,李寿墓道塌陷被发现。袁仲一和队友屈鸿钧一起去了工地,见墓中壁画内容丰富,有农耕文化方面的资料,如马厩、磨坊,还有仪仗出行图、寺院、道观图等等。尤为特别的是,李寿石椁正面有扇双开门格式的小门,打开铁锁,人可以进去;还有罕见的龟形墓志,体积较大。
“李寿墓令我们大开眼界,为此,我还写了两篇论文。”袁仲一对自己的考古“处女作”比较满意。
1974年3月29日,临潼县西杨村,一些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一些陶俑碎片。当时,没人知道这些碎片价值几何。
“有的老太太,把它们供为‘瓦神爷’烧香叩拜;又有人说,那是‘十八罗汉’;还有人说,因为有了这些‘瘟神’,村里才这么穷。”在农村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袁仲一,觉得乡亲们特别可爱。20多天后,当地公社管水利的干部房树民跑去查看,认为不像“瓦神爷”,可能是文物,便向临潼县文化馆汇报。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的赵康民,于4月26日让农民架着3辆平板车把这些碎片拖了回去,经过局部清理拼凑出2个陶俑。
消息不胫而走。6月30日,中央批示:迅速采取措施,妥善保护文物。7月15日,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驻西杨村,袁仲一任领队,同去的还有屈鸿钧、崔汉林、赵康民。
“临潼发现有碎陶片,估计一周就挖完了。你们去,挖完后写个报告交给陕西省文化局。”袁仲一出发前,领导如是说。
带着行军床、蚊帐和发掘工具,考古队员坐着解放牌汽车,上路了。当晚,在生产队粮库的院落里,他们驻扎在一棵大槐树下。
第二天,考察现场;第三天,清理现场、照相,并对周围出土、散落在外的陶片进行调查、收集。例如,在村南边一条碎石路上,发现有很多陶片,光袁仲一一个人就捡了两袋;一农户的厕所院墙上有个陶俑的手臂;还有小学生交来一只陶俑的手;从废品站里收集到一些铜镞;在粮库内发现了50多块秦砖,“当地农民甚至把它们当作枕头来治疗高血压”。
考古有套规程,先得确定边界,弄清坑有多大、坑边在哪。被散落的陶片激起了好奇心,袁仲一当即决定进行扩方挖掘,南北约24米、东西约14米,又出来陶俑三四十件。
屈鸿钧惊呼:“还未见过没边的东西,得钻探吧。”于是,程学华、王玉清等考古队员被派来增援。
经发掘,坑的范围越来越大。8月8日,考古队员和附近老农和万春聊天。和万春告知,自己10岁时,家父打水井挖出个“怪物”,就站在井壁上。一开始,井水充盈,后来越来越少,几天就空了。父亲怀疑是“怪物”喝光了井水,于是把“怪物”捞出来,吊树上,用大棒打碎了。
考古队判断,和万春所说的“怪物”应该是完整的陶俑,于是顺着他所指的方位前往钻探。没想到,在地下4.5米深处,又发现了陶俑残片。而此处距东边正在发掘的部分约150米,二者相连,是座庞大的俑坑。
一个个大坑接连发现
“那时候,不敢相信真有这么大的坑呀,世界上也没听说过呢!”袁仲一至今仍感慨万分。
计划一周完成的工作干了近一年。1975年3月,三个试掘方挖完后,一号坑的东端已全部暴露出来,出土了500多件陶俑、24匹陶马。四五月间,总算把大坑的基本范围确定了:东西约230米、南北约62.27米,深度4.5-6.5米,按密度估算,其中有陶俑、陶马6000件左右。
8月,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遇上了聂荣臻元帅,告知西安临潼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兵马俑坑。聂元帅建议王冶秋立即打报告,建博物馆。后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会议,一致通过建博物馆的提议。初定的投入是150万元,后来实际花了570万元。
俗语有云:“骊山戴帽,长工睡觉。”已经出土的陶俑,最怕的就是雨雪天气。没有顶棚挡风避雨的日子,袁仲一等人天天听天气预报,随时准备用稻草帘子和塑料薄膜将秦俑盖上。
一天深夜,暴雨倾盆,守在窝棚里的队员猛然惊醒,赶紧叫人,查看堆土围堰。果然,东南角渗水厉害。那时,也没有抽水机等机械设备,大家伙分工合作,一些人用脸盆往外排水,一些人用土加高加固围堰。
“事后,每个人都成了泥人。”袁仲一笑着说。
建博物馆的计划批下来,袁仲一喜忧参半。喜的自然是以后秦俑有了“家”;忧的是,怕提供的数据不准确。“如果坑很大,房子造小了,盖不住;如果坑小了,房子造太大,浪费钱。”袁仲一对考古工作始终抱着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,“那时候,国家经济困难,我们不能多花一分冤枉钱。”
经过更小间距的梅花孔钻探,一号坑大棚建得刚刚好,东边、南边、北边都卡准了,唯独西边有5个门道未纳入棚内。“加一道钢梁就是30万元,为了省这30万元,5个门道被排除在棚外。”对此,袁仲一遗憾地皱了皱眉。
兵马俑一号坑发现后,善于钻研的袁仲一脑子转了一下:古代建筑以对称为美,是不是在一号坑附近还有其他的坑呢?他将考古队分成几个小分队,继续扩大钻探范围,寻找新的兵马俑坑。
1976年4月23日,考古队终于在一号坑东端北侧,一棵杏树附近的地下发现了陶俑残片。5月,二号坑范围确定为曲尺状,东西长124米、南北宽98米,面积约6000平方米,有陶俑、陶马约1400件。随后,在一号坑西段北侧,又发现了三号坑,面积520平方米,共有72件陶俑、陶马。
在袁仲一看来,一、二、三号坑符合中国古代的排兵布阵之法,即左中右三军。同时,二号坑和三号坑之间应该还有个四号坑,因为尚未建成,所以没有陶俑、陶马。《汉书·刘向传》记载:“骊山之作未成,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。”又有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曰:“二年冬,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,兵数十万。二世大惊,与群臣谋曰:‘奈何?’少府章邯曰:‘盗已至,众彊,今发近县不及矣。郦山徒多,请赦之,授兵以击之。’二世乃大赦天下,使章邯将,击破周章军而走,遂杀章曹阳。”由此推知,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,参加修建秦始皇陵园的工人被抽调去打仗,故四号俑坑未建成。
在工地时有性命之虞
1978年,秦俑考古队在对秦始皇陵园进行考古勘探时,在秦始皇帝陵西侧20米,发现了国之至宝——铜车马。
“最开始钻探发现,那里的土是五花土,也就是有人动过的土层。继续往下钻探,铲头发出了和金属撞击的声音,‘嘭’的一声,音质浑厚。另外,在探铲带出的土中,竟然捞起来一个纯金的金泡,也就是马笼头上一个金质构件。初步判断,地下可能有铜车马。”
1980年,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,对该地进行了局部发掘,结果出土了一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——高车和安车。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体形最大、装饰最华丽,结构和系驾最逼真、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,被誉为“青铜之冠”。
两辆铜车马上的金银构件加起来,各有7公斤重。为了清理和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,考古队员程学华日夜守护,长期不得回家。
那年年底,程夫人来到工地,问程学华:“你都几个月没回家了,到底什么时候回去?”
袁仲一看着于心不忍,做双方的思想工作,督促程学华忙完手头的事,早点回去陪太太。谁想,没多久,程学华到家却发现,妻子忧郁成疾,已悬梁自尽、撒手人寰。
“那是我一辈子都没法忘记的伤心事,也是我们考古工作者顾不上家的现实。”袁仲一的心情变得很是沉重,眼中隐有泪光。
一直在隔壁房间坐着的夫人刘钰听到这里,趁着倒茶的空档,转移话题,安慰老伴说:“别说帮忙照顾家里。你以前没退休时,连顿早饭都没正经吃过。从外地开会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些秦俑。”
刘钰说,逢年过节,母女俩得上工地,一家人才能团聚。有一次,十多岁的女儿帮刘钰拉蜂窝煤,赌气地问:“怎么别家都是爸爸一个人拉煤车,我们家却是我和妈妈两个人推煤车?”
袁仲一说,考古工作必须慎之又慎,哪里还谈得上顾家。铜车马打包运到室内后,检查时,里里外外翻了三遍,愣是没找见一节银质管形构件。
“那银构件只有一个指节长,但对考古工作者来说,可比性命还重要,万万不能丢失。”袁仲一强调说,“当时,秦俑博物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:晚上窗子不破,东西丢失归考古队负责;窗子破了,东西丢失归保安负责。”
所幸,银构件总算在另外打包的一个小袋子里找到了。原来,因时间仓促,工作人员粗心,把银构件装错袋了。
不光是为文物提心吊胆,袁仲一在工地上还遇过几次险情。第一次是挖唐墓时,一个工人师傅在11米深的墓室里清理,墓室顶部有2米厚的淤泥层。袁仲一下去后,习惯性地用树枝在土层上划线,辨认土层是否有错动。
“一旦土层有错动,很容易塌方。”袁仲一说,当时看到线的错动明显,“别挖了”的话音未落,师傅一镢子下去,2米厚的淤泥层直往下落。说时迟、那时快,袁仲一拽着他就往反方向的坑壁靠。“万幸!淤泥层若盖住人,救也没法救。”
还有一次,在兵马俑一号坑西北角的一探方发掘时,袁仲一和一名工人在四五米深的坑底清理,用辘轳往上运土。突然,辘轳的一只铁脚脱落,直接向坑底砸去。亏得袁仲一敏感,发现异动,迅速用右手将工人推向坑壁。手刚缩回,就见重达几公斤的铁脚落地,在两人中间的坑底,凿出个小坑。
细心的刘钰在边上补充说:“两次都有惊无险,算运气的啦,考古还有职业病。发掘二号坑那些年,坑里湿气大,他身上到处长湿疹和水泡,奇痒难当。后来,是我听别人说金霉素眼膏有用,才治好了。”
“养”铜钟十年一朝寻回
今年4月30日,二号坑开始第二次发掘,计划发掘面积200平方米。曾经主导过第一次发掘工作的袁仲一现已退休。不过,那天,他还是去了现场观摩。
犹记得,兵马俑刚出来那会儿,袁仲一花了3个月的时间给秦俑相面。“每一个陶俑,我都看过,做过发掘记录,每个俑的高矮胖瘦、穿什么衣服、梳什么发式、穿什么鞋子,大概什么性格,我都熟悉,就像一个连长了解自己的士兵一样。”他对秦俑如数家珍。
除了对陶俑本身的研究,他还对制作陶俑的工人进行过分门别类的考证。据介绍,目前发现的陶工共有87人,其中一部分为中央宫廷的工匠,如宫进、宫丙等等;还有一部分,冠以地方名,如来自咸阳的咸午;还有一类仅具人名。
“这些名字通常藏在腋下、臀部等隐秘之处,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后来发现砖瓦上也有他们的名字,这才确认,原来是制陶工匠。”袁仲一说,如果以一个师傅带十个徒工计算,约有上千人参与陶俑的烧制过程,这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绝无仅有。
“秦俑有将军俑和士兵俑;有的士兵穿了铠甲,有的没穿;骑兵和车兵的布局也有讲究……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到底谁在指导这些陶工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呢?”袁仲一推测,可能是丞相负责总体设计。
1987年,秦始皇陵入选《世界文化遗产》名录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的会议纪要里有:“主席团意识到,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学储备之一”,对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考古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。
另外一件,让袁仲一对考古甘之如饴的大事,莫过于秦乐府钟的发现。时间回溯到1976年春节,袁仲一像往常一样留守工地。大年初二,他带着小铲子去“巡山”。
下午,走到秦始皇帝陵西北角一断崖处。“考古的人有个职业病:哪里动土往哪里看。”袁仲一自嘲。
远在十米开外,但见一块如指甲盖的绿色碎片在阳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。袁仲一快步上前,用手中的小铲小心翼翼地刨,竟挖出一个明晃晃、金灿灿,高约13厘米的铜钟。钟身上有错金、错银花纹,而且钟顶的纽鼻处刻有“乐府”二字,这一发现推翻了“乐府起源于汉代”的说法。
找到秦乐府钟以后,老乡们围着他大肆庆贺了一番。喝多了的袁仲一宿醉未醒;第二天,高烧昏迷。陈姓邻居探望发觉,速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打针。“这样的宝贝让你得了,还不得大病一场啊。”医生跟袁仲一开玩笑说。
1986年,陕西省博物馆展出秦乐府钟。谁想,在展览中,秦乐府钟惨遭失窃。
1996年,秦乐府钟“重现江湖”。听说由香港一个私人收藏家收藏,袁仲一立即被官方派去辨别真伪。
“很可惜!‘乐府’两个字已经被锉刀锉掉了,而且钟体被酸性液体浸泡过。”袁仲一叹息道,“我之前研究它研究了快十年,有二十多处细微的痕迹是一般人不知道的。我得仔细看看,它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钟。如果不是,我们拿回来没意义;如果是,我们不拿回来,等于丢了一个国宝。”
盯着13厘米高的小钟瞧了5个多小时,袁仲一“锱铢必较”。旁人看得都手心冒汗,小心试探:“这个钟,到底是不是你‘儿子’?”伴随着他一个缓慢的点头动作,周围爆发出雷鸣的掌声。经协商,收藏编钟的主人答应无偿捐献给陕西省文物局。
返程途中,同行的领导同志拎着装有秦乐府钟的塑料袋,片刻不敢离手,从西安下了飞机,即由警车开道,将钟送至保险柜。
袁仲一说,少了“蹲火山口”的感觉,退休后的日子比较轻松。如今的他,作息很规律:六七点起床吃早饭,写写书稿,再去城墙边溜达一圈,回家午饭、午休,下午和晚上则继续写作。
“那儿,其实只是一本书的材料。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,阳台上摞着近半人高的材料。
“这几个厚信封里都是稿子,年轻人让我给他们的文章把把关,注释和备注都要看,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”袁老边说话,边在书桌上翻书稿,从中掏出一厚沓,“这些是一号坑的相关研究,二十多年前写的,现在还没发表呢。我写东西,喜欢养一阵子。多看几遍,修改修改,好就面世,不好就再养。”
在袁仲一眼里,兵马俑的研究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;而秦始皇帝陵,没有相关的技术条件和设备,则不宜开掘。
“之前,有人曾试过电磁波探测,但铜器、金器、木器等各种器物反馈波段的范围都没法界定清楚,不敢挖,也不能挖!”袁仲一强调说:“考古不是挖宝,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!”
来源:文汇报 编辑:秋痕

作家岳南在其纪实文学中描绘说:“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袁先生的血液里,流淌的绝不只是鲜花与喜悦酿成的殷红,更多的则是人生的沧桑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而成的汁体。”

1979年,袁仲一(左)与杭德洲一起处理一号坑的秦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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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文字研究的集大成者

1974年,袁仲一在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现场。


1974年,袁仲一在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现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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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笑着说:“过去,人们经常看到,一个穿着破烂戴草帽挎黄布包的人,整天在那里翻垃圾。其实,那就是我!路边的烂砖烂瓦,我都翻过。”《秦代陶文》和《秦陶文新编》中的很多文字就是这样翻捡出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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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各地接连发现重要秦文字资料。于是他和刘钰合作,吸纳新资料,重新编排整理著成《秦陶文新编》,其收录陶文3370件,较之《秦代陶文》增加了一倍多。

1980年,袁仲一(右)与程学华在清理铜车马。

破解古代车马系驾关系“千古之谜”

  一把铲,一条绳,探幽寻秘骊山陵,朝朝暮暮情。腰如弓,铲声声,奇珍异宝一宗宗。谁知精血凝?
  石滩杨,荒漠漠,秦皇御军八千多,寰宇俱惊愕。人似潮,车如梭,五湖四海秦俑热。夜长人在何?——《长相思》(袁仲一)
  “《长相思》是写给所有为秦始皇陵、兵马俑做出贡献的考古工作者,并对已仙逝的老考古队员表示怀念。”现年83岁的袁仲一精神矍铄,时不时从身后的书柜里翻出一两本书来展示自己的心得。
  谈起四十多年考古生涯中的点点滴滴,忆起秦始皇陵、兵马俑发掘及其研究的一幕幕,袁仲一眸中洋溢着兴奋。那一座座陪葬墓(坑)、那一尊尊兵马俑,在他眼里,就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脱脱的生命——他与他们相濡以沫,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春秋。
  袁老一再强调:“考古是集体劳动的成果”。这句话,他在采访中说了4次。“我作为考古队的一员,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兵马俑的勘探、发掘和研究,收获颇丰。”
  袁仲一曾长期担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,2003年退休;陆续出版过几十部发掘报告和专著。有人总结,袁仲一这辈子做了四件事:除了兵马俑,还有秦始皇帝陵的考古、铜车马的发掘以及秦陶文的研究,正是这些为袁仲一赢得“秦俑之父”的美誉。
  陶俑曾被视作“怪物”打碎
  其实,袁仲一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是考古。1950年,他考入徐州师范学校,毕业后分配到徐州市一小学任教。出于对历史研究的强烈兴趣,1956年7月,袁仲一成功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。四年后,就读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。
  1964年,他主动响应国家号召,连续三次向党支部书记递交申请,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自己。
  为什么一个江苏人,要从繁华的大上海跑到偏远的西北?
  “没来之前,我也觉得西北‘飞沙走石满穷塞’。来了才发觉,西安环境不错,没有南方的梅雨天。作为十三王朝的古都,地上地下有研究不完的宝贝,西安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天堂,放眼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风水宝地。”袁老说完,嘿嘿地笑。
  那个年代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,研究方向大致分为四大类:石器、殷周、秦汉和隋唐。袁仲一学的是古代史,对甲骨文、金文等颇有兴趣,也参加过唐墓的发掘,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堂叔李寿墓的发掘。
  1973年,当地农民灌溉田地时,李寿墓道塌陷被发现。袁仲一和队友屈鸿钧一起去了工地,见墓中壁画内容丰富,有农耕文化方面的资料,如马厩、磨坊,还有仪仗出行图、寺院、道观图等等。尤为特别的是,李寿石椁正面有扇双开门格式的小门,打开铁锁,人可以进去;还有罕见的龟形墓志,体积较大。
  “李寿墓令我们大开眼界,为此,我还写了两篇论文。”袁仲一对自己的考古“处女作”比较满意。
  1974年3月29日,临潼县西杨村,一些农民在打井时发现一些陶俑碎片。当时,没人知道这些碎片价值几何。
  “有的老太太,把它们供为‘瓦神爷’烧香叩拜;又有人说,那是‘十八罗汉’;还有人说,因为有了这些‘瘟神’,村里才这么穷。”在农村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袁仲一,觉得乡亲们特别可爱。20多天后,当地公社管水利的干部房树民跑去查看,认为不像“瓦神爷”,可能是文物,便向临潼县文化馆汇报。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的赵康民,于4月26日让农民架着3辆平板车把这些碎片拖了回去,经过局部清理拼凑出2个陶俑。
  消息不胫而走。6月30日,中央批示:迅速采取措施,妥善保护文物。7月15日,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驻西杨村,袁仲一任领队,同去的还有屈鸿钧、崔汉林、赵康民。
  “临潼发现有碎陶片,估计一周就挖完了。你们去,挖完后写个报告交给陕西省文化局。”袁仲一出发前,领导如是说。
  带着行军床、蚊帐和发掘工具,考古队员坐着解放牌汽车,上路了。当晚,在生产队粮库的院落里,他们驻扎在一棵大槐树下。
  第二天,考察现场;第三天,清理现场、照相,并对周围出土、散落在外的陶片进行调查、收集。例如,在村南边一条碎石路上,发现有很多陶片,光袁仲一一个人就捡了两袋;一农户的厕所院墙上有个陶俑的手臂;还有小学生交来一只陶俑的手;从废品站里收集到一些铜镞;在粮库内发现了50多块秦砖,“当地农民甚至把它们当作枕头来治疗高血压”。
  考古有套规程,先得确定边界,弄清坑有多大、坑边在哪。被散落的陶片激起了好奇心,袁仲一当即决定进行扩方挖掘,南北约24米、东西约14米,又出来陶俑三四十件。
  屈鸿钧惊呼:“还未见过没边的东西,得钻探吧。”于是,程学华、王玉清等考古队员被派来增援。
  经发掘,坑的范围越来越大。8月8日,考古队员和附近老农和万春聊天。和万春告知,自己10岁时,家父打水井挖出个“怪物”,就站在井壁上。一开始,井水充盈,后来越来越少,几天就空了。父亲怀疑是“怪物”喝光了井水,于是把“怪物”捞出来,吊树上,用大棒打碎了。
  考古队判断,和万春所说的“怪物”应该是完整的陶俑,于是顺着他所指的方位前往钻探。没想到,在地下4.5米深处,又发现了陶俑残片。而此处距东边正在发掘的部分约150米,二者相连,是座庞大的俑坑。

1980年,袁仲一与考古队程学华发掘铜车马。

(来源: 《文汇报》    作者: 付鑫鑫 韩宏)

(图文转自《文汇报》2019年2月27日第8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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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编:韩翰

耄耋之年的袁仲一,聊起秦始皇陵兵马俑,仍是一脸的兴奋。

“我花了17年的时间研究铜车马,因为它牵涉到古代的车制、车的种类、车马的制作工艺、组合关系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,还有许多个零部件的定名等问题。”袁仲一告诉记者,“清理非常麻烦,碎片达3000多块,变形严重,要研究几千个零件彼此之间的关系,弄清它们都在什么部位,才敢动手,不然就会变成一堆垃圾。清理过后的修复也复杂……”

70岁退休后,袁仲一没有闲着,相继出版了《秦陶文新编》《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》《中国第一位皇帝陵的陶质军队——秦始皇地下宫殿的艺术和文化》,及80万字的专著《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》。

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导师的临别赠言。”袁仲一回忆说,临别时,束世徵先生对他说:“你的路最远,走路不要打瞌睡,把东西看好。”先生还把箱底的两盒中华烟塞给他,“你带上,打瞌睡时就抽上它一支。”吴泽先生则叮嘱他:“做学问,要学八路军建立根据地,并逐渐扩大,最后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,不要学李闯王,最后什么也没有。”这些话影响了他的一生。

叩开沉睡2000多年的“地下军团”

1974年7月,42岁的袁仲一担任秦俑考古队队长。7月15日,卡车拉着他们到了临潼西杨村,执行一项神秘发掘,因为该村农民打井发现了陶俑残片。到7月底,发掘100平方米后,人力不足,又调来人手。当试掘方扩大到336平方米后,还是找不到坑的边沿。

“二号坑是整个兵马俑坑的精华!”袁仲一说,二号坑内容丰富而精彩,有陶俑、陶马1400多件,骑兵116件,马116匹,89辆战车,是由战车、骑兵、弩兵、步兵等组成的具有前角后犄的曲尺形军阵。“四个小阵套在一起,组成了一个曲形阵,可分可合,浑然一体,可发挥多兵种作战的威力。”

袁仲一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。韩宏摄

1974年以来,袁仲一搜集了秦始皇陵等地出土的陶器、陶俑、陶马和砖瓦上的刻画及戳记文字,汇集整理成《秦代陶文》一书,该书选录了秦代陶文600余种1610件,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。

考古发现的秦文字中,存在着大量通假字,给人们通读全文带来了困难。于是,他编纂出《秦文字通假集释》,用先秦及汉代等金石简牍和古文献资料,补充了有关通假字的例证,以求释读更加准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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